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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杨昌济的教育思想

来源:中国教体网 2013-01-06 18:27:47 浏览量:734次

杨昌济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在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的过程中,将教育问题与国家和民族的兴亡紧密地结合起来,阐述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救国思想

杨昌济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戊戌变法时期,他追随康有为和梁启超,信奉改良主义,锐意变法维新,主张教育救国。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决心到海外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03年春,在赴日本留学之前,他将自己改名为怀中”,以表示身处异国仍怀念中国之意。1913,他从国外留学回国之后,针对当时社会上政争汹汹,仅免破裂,人心风俗不见涤荡振刷焕然一新之气象,而转有道德腐败一落千丈之势的状况,大声疾呼:“欲图根本之革新,必先救人心之陷溺。国民苟无道德,虽有良法,未由收效……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1](P45-46)杨昌济在主张大力普及国民教育的同时,更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崇高心愿,为培养能经纶天下扶危定倾的栋梁之才而奔走呼号。他认为,“国家濒于危亡,则尽责更难,负责更重,非有超世之识,盖世之气,不足以当此难局;非有百年远大之规划,百折不回之毅力,不能于社会有所建树”[1](P68)。因此,他教育自己的学生说:“欲为政治家者,先不可无政治家之学问。今之从事政治运动者,多缺此一段预备功夫,故事到手来,总办得不好。譬如庸医杀人,误国事不也。”[1](P67)在杨昌济看来,作为政治家的预备功夫”,首先必须打下深厚的学问功底。他说:“某君专重力行,不重学问;某君则专恃天才与经验,不重学问。不知学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力,危险愈大。若专恃天才与经验,所知终是有限,终不如彻底研求者,肆应不穷也。”[1](P67)同时,他就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教育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无善良之政治,则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1](P43)。他还联系中国的历史说明了这一道理,指出:“中国人最重实际。古来大教育家无不先从事于政治,迨其终不得行其志,乃反而求之于教育之一途。”[1](P43)他认为,教育虽为寂寞之事业,而实为神圣之天职,扶危定倾,端赖乎此,有志者固不以彼而易此也”[1](P44)。为此,他强调一个人要想树立远大的抱负,就要有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他经常教育学生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其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1](P74)由此可见,杨昌济所具有的这种为天下万世大我而敢于牺牲个人一身一家小我的献身精神,以及自觉献身于祖国教育事业的高度历史责任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二、道德教育思想

杨昌济从国外回国后,一直从事于哲学、伦理学和修身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他经常以爱国和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引导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杨昌济认为,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就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善于自理其身”;要能够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不自甘沉沦。他以历史的事例教育学生说:“黄梨洲讥侯朝宗之不耐寂寞,盖不耐寂寞者无自得之乐,而有荣华之慕者也。王船山《诗广传》引申哲人之愚之义,而论魏无忌、阮嗣宗诸人之不能自安其心,正得此意。”[2](P74)在这里,杨昌济引用王船山劝告人们要耐得住寂寞、自安其心的道理,来培养学生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远大抱负。当然,杨昌济教育学生,更注重身体力行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树立一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就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讲求实际。他说:“吾人观察宇宙之现象之时,无论何人皆知其变迁无息,若以其所见之异致为事物之异,则万有时时变化,无一不变化者,虽我亦然。我之思想、我之身体时时不同。昨日之我,固非今日之我;今日之我,又非明日之我。”[1](P310)很显然,杨昌济继承了王夫之、谭嗣同的变化日新的思想,讲求自己的言行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同时,他还认为,要做到身体力行,必须珍惜时间,兢兢业业地按时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说:“荷兰人之谚曰:‘时者金也’……吾人治事恒患力微,全赖积多数之时间以完成远大之事业。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此历史上之美谈。因此,他强调凡事有可今日为之者,即宜今日为之,断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迟而误事机者矣。且明日又有明日当为之事,今以今日当为之事留待明日,是先夺去明日一分之日力,而明日当为之事必有不能即办者矣。如此逐日积压,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有肃清之一日”[1](P239-240)。杨昌济的这些话语充满了时代的紧迫感,激励着一代青年人去自强不息地奋斗。

三、教育与教学思想

杨昌济作为一位职业教育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教学思想体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关于教育的本质。杨昌济认为,所谓教育,有目的、备方案,予人以意识的感化。这一概念不仅概括了教育的三要素———教育的主体()、教育的客体()和教育的目的(感化人),而且还包含了教育的性质、任务、对象和方法等内容,从根本上揭示了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影响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

其二,关于教育的作用。杨昌济认为,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如爱尔维修提出的教育万能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教育不可能论”,都是一种极端之说”,前者夸大了教育的作用,后者否定了教育的作用。在他看来,教育的作用在于倡民族之精神”,“救人心之陷溺”,图社会根本之革新”,最终达到感化人之目的。

其三,关于教育的目的。杨昌济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因此,他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重要性,以便使他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引导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进步,养成一种公共心。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他主张培养五种类型的人才:一是竞争型人才;二是管理型人才;三是科技型人才;四是实业型人才;五是教育型人才。而在这五种人才中,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教育型人才,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师范教育。

其四,关于教育的方法。杨昌济认为,启发学生智力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教授”,二是训练。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为教授之时同时为训练,为训练之时同时为教授。当然,两者的目的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教授的目的是为了授予学生以智识,培养其发达身心之能力”;训练则主要是端正学生的意志和性格的发展方向,使他们养成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习惯。在教学的过程中,他将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称之为教授之形式阶段”,简称为教段。当时西欧和日本的教育家分别提出了三段、四段、五段教学法,杨昌济在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德国赖因提出的五段教学法”———“预备、提示、比较、总括、应用最为合理,因为它符合心理学和论理学的原理。他说:“先使得具体的观念,后使构成抽象的概念,适合心理发展之次序。先提示,次比较,次综合,由特殊而普通,此论理学上之归纳法也。教者苟深明此中之妙而善用之,则教授可以收完全之效果矣。”[1](P110)此外,他将教学方法称为教授之方式”,简称教式。他认为,“教式可以大体分为两种:第一种方式是只有教师的活动,即教师在上课时,或讲演或说明,受教育者通过被动的方式吸取知识,通常称之为注入式教学;第二种方式是教师通过自问答法,使受教育者也参与教学活动,并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想,通常称之为启发式教学。在这两种方法中,杨昌济主张采用启发式教学法,而反对注入式教学法。

其五,关于课程的结构。杨昌济在研究和比较古今中外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提出在普通中学开设11科、15门课程的设想,即言语科(包括本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数学科、修身科、历史科、地理科、博物科(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理化科(包括物理和化学)、唱歌科、图画科、手工科、体操科,并将这11科分为言语、数学、修身三大类。他认为,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等是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知识的教科”;而图画、唱歌、体操、手工等是以训练技能为目的,技能的教科。在课程的安排上,既要考虑符合学生智力发达的程度,又要考虑教材内容的循序渐进,注重其科学性。因此,就一门课程的内在关系而言,如果是简单者、为他教科之基础者、具体者,宜先教之;复杂者、解释之要以他科之智识者、抽象者,宜后教之”[1](P112)。如果某一课程需要两个以上的学期才能授完,教材内容的排列可采用阶段排列法或圆周排列法。此外,还应注意:各门课程在讲授同一事物时,所用的术语必须相同,以避免学生混淆概念;各门课程的讲授内容应该相互补充,彼此协调。为了使各学科能科学地组合,他强调教师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编制好教授细目”;二是要使自己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和多种素养,做到一专多能。

其六,关于教师的素质。杨昌济认为,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就是专心致志久于其任。他以英国人的教育为例阐述说:“欲图学校之蒸蒸日上,又必有人焉。以一身负其全体之责任,专心致志以从事于此,且必久于其任,始能收莫大之功。兼营多事者,固难期一事之有效,浅尝辄止者,尤无望其事之有成。愚观英人从事教育者,多专于一职,且久于一地。世人谓英人富于坚忍之风,于此可见之。此其事业之所以多成功也。”[1](P113)为此,他对教师提出了四项基本要求:第一,教师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他鉴于当时国内许多教师多存五日京兆之见、而无百年远大之计的现象,主张教师宜绝意政治,而委身于教育”,“以一身负其全体之责任”,反对教师因兼营多事而分散精力。第二,教师要做到言传身教。他认为,“教育者之行为若不违其言,其影响于被教育者必甚大”[1](P113)。第三,教师要具有渊博的文化和专业知识。要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教师除了精通本学科外,还要懂得与所教学科有联系的一两门学科的知识,从而做到触类旁通,一专多能。第四,教师要注意修身养性,时刻保持旺盛的精力。倡导教师要善养生,使精神有余,然后能弟子精神振动”[1](P114)

其七,关于教育的普及。杨昌济认为,普及教育是强国保种的重要途径。他说:“余思吾国今日,不仅当注意于儿童之教育,又当注意于年长者之开通;不当徒为身家殷实之子弟图远之前程,尤当为家道维艰之子弟图谋生之良计。”[1](P115)为此,他提出了普及教育的五项措施:第一,采用通学制。这种学制既可以节省学校的开办经费,又可以减去昂贵的寄宿费,使更多贫寒家庭的子女入学。第二,实行男女共校。他说:“若必男女分校,则教育必无普及之时。”[1](P114)因此,实行男女共校”,既可以发展女子教育,也是普及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第三,开设夜读班”,创办职业学校,普及成人教育。他认为,开设夜读班”,可以使贫家儿童卒业后而服役之时,仍有继续其学习之机会”[1](P115)。第四,培养师资,交流学术。他指出:“欲养成健全之国民,

必自幼小之时始,则普通教育尚焉。然欲振兴普通教育,不可不预养师资,发达学术,此则大学教育之重要也。”[1](P115)第五,“整理财政”,保障学校经费的开支。他认为,学生之所以难以入学,缘于学校房屋和设备等的不足;而学校和房屋等的不足,又缘于经费的短缺。因此,要解决办学经费的问题,就必须先整理学校的财政,从而使学校经费的开支得到保障。

其八,关于高等教育。杨昌济认为,振兴国家和民族,除了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之外,还必须办好高等教育。他说:“世之论国事者莫不以振兴教育为根本之至计矣。然教育之中又自有其根本焉,则大学教育是也。”[1](P116)他认为,“大学为文化之中枢,人才之渊薮”,天下至大也,人民至众也,然为社会中坚人物者恒不过少数之人,由此少数之人主持其间而国势乃能巩固。此少数之人多系天才,然亦不能就设学校以养成之,而养成此少数之人才,多赖大学教育”[1](P116)。同时,他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表示积极的支持,认为这是培养高级人才的一种有效途径。他说:“吾国非无好学深思之士,于本国之学问素有研究,惜其无世界之知识,其所学尚不足应当世之急需。如此之人,若诚吾所祷祀以求者也。”[1](P117)因此,他特写信给毛泽东,支持毛泽东等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其九,关于体育。杨昌济在其教学生涯中,一直十分重视体育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他常常对学生讲,一个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就很难养成抵御恶劣环境的坚韧毅力和顽强意志,其学业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他还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没有尚武的精神和刚强的民风。他说:“唐人有尚武之风,故能挫制外族,为汉族极盛时代。而宋之国势,乃弱于唐。立国不可无野蛮之精神,即此可见。”[1](P215)他还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重视体育运动和军事训练的情况,并强调指出:“日本师范教育之提倡运动(实施军事上之训练)如此。良以维持国家之独立,全赖陆海军;而陆海军之强,源于国民之体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之教兵式体操者,为日俄战争躬亲战阵之军官,实施军事上之训练,其势实有可畏者。中国文化深而腐败甚,国民文弱……从前与北方诸民族战争屡次失败,以当今日东西各国精炼之兵,宜其无能为役也。”[1](P192)因此,他极力提倡在学校开展各项体育运动和军事训练,主张学生应从小参加各种手工劳动和体操活动。这样做,既可以使学生四肢发达敏捷,得自动之习”,养成观察力;“又可使明其观念”,培养创造想象之能力”;还可以使学生整齐其姿势,坚固其筋肉,使动作灵敏。且教授合宜,可以养勇气,励志操,强自信之念,并能养成受规则、忍耐、克己等习惯”[1](P159-160)。同时,杨昌济还认为,从各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家之兵力,国民之生产力,无不关系于体育”[1](P190)。如果不重视体育,人民就会赢弱,国力必然衰退。因此,体育对个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1](P191)。为了增强学生的体魄,杨昌济在学校教育中推行了一整套养护的体育教学方法,在学生中广泛地开展体操、游戏、游泳、球类等体育运动和手工劳动,以此增强学生的体质,保护学生的身体不受损害。此外,为了预防疾病,他还提出减少课时、加强学生的视力保护、保持教室的通风、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和校园环境等措施。

综上所述,杨昌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品德和职业道德、渊博的学识以及忠于国家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对于教育和培养一大批有抱负的学生有着深刻的影响和作用。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报道,“新民学会之所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3](P2)。故此,有学者称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精神导师”,这确非夸大之词。杨昌济就是怀着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崇高理想,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培养出了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和栋梁之才,使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从此有了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2]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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