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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于泽:过紧日子还得从预算着手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01-09 19:27:53 浏览量:395次

现在各地都从作风上给官员念紧箍咒,要求大家工作上破除形式主义,生活上“过紧日子”。贵州1月4日做出一项新规定,省委省政府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到乡镇、村调研一律自带干粮、方便面,不给基层增加负担。有的地方精简会议,有的地方大桥通车不办剪彩仪式,达到了节约时间、精力和财力的目的。

这些年经济发展了,政府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某些官员大手大脚的地方也多起来。老百姓似乎不在乎了,一方面是因为麻木,另一方面是在乎也没用,人家“我自岿然不动”。现在各地新班子重提作风建设,体现了一种政治清醒与道德自觉。

如果说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价值追求,而在价值与工具或曰方法之间,我们似乎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偏好,就是习惯于从道德上提要求,甚至沉迷其中,而不懂得运用一定之法,靠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们以“过紧日子”自勉自律时,油然出生一种崇高感,从而遮蔽了对工具、方法的探究。

结果就是一种道德诉求与“绩效”上的反差:官员在某些方面道德自律了,但在另一些方面照样大手大脚。比如,根据2012年财政预算,全国财政部门在2012年12月要完成突击花掉两万亿元财政资金的任务。虽然财政部长谢旭人表示,要防止年底突击花钱,但大家按人大批准的预算把钱花掉是无可避免的。在这一财政预算安排的宏大叙事下,所谓勤俭节约可能于事无补。

所谓政府“过紧日子”,其要义不是有钱不花,而是不该花钱的地方首先就不该安排财政资金。进一步说,就是合理安排预算,严格控制政府各项开支。“三公”消费以数千亿元计,根子在于预算给官员们安排了“三公”消费资金,如果人大把好预算关,从资金上掐住“三公”消费的脖子,那么即使官员想挥霍浪费,也成了无源之水。

勤俭节约,即不该花钱的地方不花钱,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个体或家庭的美德。它对政府其实是不适当的,因为在公共管理中哪些地方该花钱、哪些地方不该花钱,不能由官员说了算。政府的最高“美德”是依法行政,如果政府预算经过民意机关审查与批准,官员按批准的用途把钱花掉,民众不会指责他们如何浪费。官员因公务下乡,吃吃工作餐,并无不可,而且必要。自带干粮,可以风行于一时,却很难一以贯之。

现在的预算制度,不仅随意给官员“批钱”,而且逼他们挥霍浪费。去年,湖南长沙一家企业状告省财政厅等机关在政府采购中,原本1500万元可以完成的采购,最后却以3000万元高价成交。而相关官员回应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花完预算”,否则来年预算就会等额减扣。看看各地宏伟壮观的政府办公楼,看看“三公”消费的公开数据,我们总是归咎于官员的铺张浪费,殊不知病根不在官德,而在预算制度上。

政府的作风,根本上还是有赖于制度建设;官员是否真“过紧日子”,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道德倡议,而在于政府预算给他们安排了什么开支项目、给每个开支项目安排了多少钱。把好预算编制与审查批准关,是引导官员“过紧日子”的一条捷径。与这项制度相比,节约的道德诉求只能算“没有办法的办法”,最终作用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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